中国生态环境部应对气候变化司司长李高强调,需要为全球可再生能源的进一步发展创造良好环境;美国总统气候问题特使克里赞赏中国通过发展可再生能源减少碳排放的努力,同时称煤炭是最具挑战性的话题。


中美之间的气候谈判在未来几周还将继续。

7月19日晚,美国总统气候问题特使约翰·克里在结束访华行程前表示,中美双方已经同意在未来几周继续就气候问题展开对话。“我们已经确定了下次会谈的时间,甚至是下下次会谈的时间。”他说。

对于下一次的会谈,克里透露双方将主要讨论如何提高可再生能源在电力部门的份额,减少甲烷等非二氧化碳温室气体排放以及将在2025年提交的2035年国家自主贡献(NDC)方案内容等。

在7月16日至19日为期四天的访华行程中,克里与中国气候变化事务特使解振华进行了长时间的深入交流。除了与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强、中国国家副主席韩正和中央外办主任王毅的会谈,克里大部分时间都在北京饭店的一间会议室里与解振华就气候变化相关议题展开讨论。

根据中国生态环境部7月20日发布的消息,双方就落实两国元首巴厘岛会晤共识、合作应对气候变化全球性挑战深入交换意见。会谈期间,双方介绍了各自应对气候变化的政策措施和行动进展,并围绕能源转型、全球绿色产业链供应链、低碳零碳负碳技术、推动合作机制化务实化等深入交流,愿继续共同努力推动气候变化多边进程。

克里在离开北京前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用“坦诚”来形容这些对话。这是克里自2021年被任命为美国总统气候问题特使以来第三次访华,他也成为继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和美国财政部长耶伦之后在一个月内到访的第三位美国高级官员。

据新华社报道,7月18日,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强在人民大会堂会见克里时表示,中美同为世界重要国家,两国加强合作不仅惠及彼此,也让全世界从中受益。李强指出,当前全球应对气候变化任务艰巨,需要包括中美在内的各国加强协调、凝聚共识、抓紧行动,最大程度形成应对气变的合力。

重新启动气候对话

在克里结束访华之后,清华大学能源环境经济研究所、美中关系全国委员会和哥伦比亚大学全球能源政策中心于7月20日和21日联合举办“2023中美气候金融二轨对话”(下称“二轨对话”)。

7月21日,生态环境部应对气候变化司司长李高在出席二轨对话时表示,克里访华期间,双方就两国气候变化的目标、政策、进展进行了非常坦诚的交流,还包括如何推动双方气候变化合作以及推动COP28(《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第二十八次缔约方大会)取得成功。

李高表示,他作为中方团队多边议题的牵头人,就减缓、适应、资金、损失与损害等COP28涉及的问题与美方深入交换了意见,识别出一些共识和需要进一步探讨的问题。

“气候问题是中美关系的试金石。气候和经贸问题有很大区别,如果你愿意担负更高的成本,经贸也许可以脱钩,然而应对气候变化是无法脱钩的。”绿色和平全球政策高级顾问李硕对《财经》记者表示。

克里在记者会上表示,双方在一系列领域取得了共识,比如继续就应对气候危机进行双边接触、同意气候变化问题的紧迫性、认为这是事关生存的全球性威胁、展开合作以确保今年在迪拜举行的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取得积极成果等。

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将于2023年11月30日至12月12日在阿联酋迪拜举行。目前距离大会开幕只有四个多月的时间,中美双方将在未来几周密集展开工作,继续谈判。

2021年11月,中美在联合国气候变化格拉斯哥大会期间发布《中美关于在21世纪20年代强化气候行动的格拉斯哥联合宣言》。在格拉斯哥联合宣言中,中美同意建立“21世纪20年代强化气候行动工作组”,定期举行会议以应对气候危机并推动多边进程。

然而自联合宣言发布以来,工作组还未举行过正式会谈,中美之间的气候变化商谈就因2022年8月时任美国众议院议长佩洛西窜访中国台湾而取消。克里此行正是为了重启已经停滞近一年的中美气候对话。

“在很多事情上我们明确达成一致,但也有一些问题需要更多时间才能解决。”克里说。克里此行希望取得新的突破,但他在结束行程时没有宣布达成任何新的协议。

对于双方为何未能发表一份联合声明作为访问成果,克里表示,这是因为双方还未找到清晰的路径。2021年4月,在克里作为美国总统气候问题特使首次访问中国时,双方在会谈结束后曾发表中美应对气候危机联合声明。

李硕表示,考虑到中美关系的现状,此次双方没有发表联合声明并不让人意外,但这并不意味着过去几天的商谈没有意义,克里访华的重要性不能低估。在他看来,克里此行的意义在于中美双方重新启动气候对话,对实质性的问题交换意见,并明确了共同愿景,即在接下来的会谈中争取达成一份双方认可的工作成果。

中方呼吁消除合作障碍

在克里访华之前,世界刚刚经历了有记录以来最炎热的一周。从北美到亚洲,多地连续多日气温超过40摄氏度。当克里抵达北京时,这座城市正在经历高温炙烤。

极端天气出现的频率和强度再次表明应对气候变化的紧迫性。中美在气候变化问题上的合作对于解决气候危机至关重要。中美之间的协作曾推动2015年的巴黎气候变化大会达成历史性的《巴黎协定》。

“中美在加强全球气候变化合作上曾发挥过重要作用,为促成巴黎协定的达成、生效和实施发挥了积极作用。”中国社科院可持续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陈迎对《财经》记者表示。她也是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IPCC)第五次和第六次评估报告工作组的作者之一。

克里表示,没有哪个国家可以独自赢得这场气候战役,没有哪个政府有足够的资金单枪匹马实现转型,这需要私营部门、慈善机构、政府等各方的团结合作。

曾任美国财政部部长的保尔森基金会创始人兼主席亨利·保尔森在二轨对话上表示,中美在气候问题上有多种合作空间,比如,“一带一路”国家的碳排放目前占全球的28%,如不加以控制,它们的碳排放量到2050年将高达65%,比中国和美国的碳排放增速还快。中美可以合作制定出适合第三方国家的更合理的标准,促进全球的绿色发展。

中国已经做出承诺,将力争在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并在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毛宁在7月20日的例行记者会上表示,中国以年均3%的能源消费增速支撑了年均6.2%的经济增长,成为全球能耗强度降低最快的国家之一。

克里在发布会上赞赏了中国通过发展可再生能源减少碳排放的努力。他提到,中国部署的太阳能、风能等可再生能源比世界上其他国家的总和还要多;但与此同时,中国也在建设新的煤电厂,因此现在的问题是如何摆脱对煤炭的依赖,更快实现能源转型。克里坦言,煤炭是他与中方进行的讨论中最具挑战性的话题,此外还有如何将甲烷等非二氧化碳温室气体纳入减排努力。甲烷是仅次于二氧化碳的第二大温室气体,约占全球温室气体排放量的20%。

陈迎指出,能源转型是气候治理的重中之重,煤炭则是能源转型中最突出的问题。虽然中国发展可再生能源的速度很快,但去煤是一个过程,仍然面临很大挑战。

同样在经历能源转型的美国目前仍对从中国进口的光伏产品征收高额关税。2018年,时任美国总统特朗普宣布对太阳能板加征30%的保护性关税。这项关税原本在2022年2月到期,但美国总统拜登在2022年批准将这一做法延长四年。

2022年8月生效的通胀削减法案是美国历史上最重要的气候立法,其中提供的多项税收优惠政策均以在美国本土或北美完成大部分生产或加工为条件,试图将中国排除在供应链之外。

李高表示,中方在与克里的会谈中呼吁为双方的合作消除障碍。他表示,需要为全球可再生能源的进一步发展创造良好环境,而不是搞脱钩断链、去风险,否则下一个十年很难实现过去十年发展可再生能源的成效。

“过去十年,中国可再生能源发展取得了很大的成效,在帮助中国实现可持续发展的过程中降低了全球可再生能源使用的成本,为全球做出很大贡献。”李高说。他表示,这得益于一个好的全球环境,即全球化的进程和资本、技术、产品合作的自由流动,希望这样的良好势头能够在下一个十年进一步保持。

在陈迎看来,应对气候变化表面是环境问题,但背后带有经济和科技的含义,而中美在这些领域的矛盾,短时间内难以改善。

克里在发布会上说,中方在会谈中向他表达了对相关产品销售的担忧,他将把这些关切转达给拜登政府。他表示中美之间存在的一些限制并非他作为气候特使所在的轨道能解决,但之前到访中国的美国财政部长耶伦、国务卿布林肯正着手解决这些问题,在这个过程中气候轨道也将尽力做出自己的贡献。


内容源自:财经杂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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