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常高兴能够与美中关系委员会、哥伦比亚大学全球能源政策中心举行第二届中美气候金融二轨对话，去年我们已经办过一次了，今年连续办第二届，我们希望以后能够长期办下去。

去年我们办中美气候金融二轨对话会的时候中美关系不好，今年看更不好，在这种背景下，我非常欣赏中美的这些同事们，这些专家们，还能够聚在一起，对气候变化相关问题进行交流。

根据我的观察，在过去这一年，中美两国在气候变化、政策行动方面有很多新的变化，气候变化也是中美两国共同关注的促进全球可持续发展的一个重点领域。大家都知道，2021年11月份，中美两国在格拉斯哥举办的第26届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上发表了中美两国21世纪二十年代强化气候行动的联合宣言，展现了两国推动全球气候治理的担当，也再次表明中美两国在应对全球气候变化领域是可以合作的，这种合作对解决全球气候变化问题是非常重要的。

赵华林，国务院国有重点大型企业监事会原主席、原环保部污染物总量控制司司长、污染防治司司长、规划财务司司长

大家好，很高兴能参加今天的气候金融二轨对话会议。气候变化领域是中美两国共同关注的促进全世界可持续发展的焦点领域之一，2021年11月，中美两国在格拉斯哥举办的第26届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上发表了《中美关于在21世纪20年代强化气候行动的格拉斯哥联合宣言》，展现了我们联手推动全球气候治理的责任和担当。

气候治理最核心的领域是对以二氧化碳为代表的温室气体排放的控制，2021年10月24日我国政府发布《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做好碳达峰碳中和工作的意见》，10月26日国务院发布《2030年前碳达峰行动方案》。两者作为中国碳达峰碳中和“1➕N”政策体系的顶层设计全面出台，标志着双碳政策行动达到了空前的高度，展现了我国政府坚定不移地走生态优先、推动产业结构和能源结构调整、促进经济社会全面绿色低碳转型的雄心和信心。

我国的中央企业已经率先行动起来并取得了积极的进展，据国资委社会责任局不完全统计，截至今年9月份，我国已经有近20家中央企业正式发布了完整的碳达峰行动方案或工作计划，国资委近日也召开了中央企业碳达峰碳中和工作推进会，组织各中央企业在今年年底前完成自身碳达峰行动方案编制。

在这样的形势下举办中美气候金融二轨对话很有必要，中美双方可以坦诚对话，寻找双方在气候治理、绿色发展和节能降碳领域合作的共识和基点，做到取长补短，相辅相成，相互促进，相得益彰，共同推动中美双方和全世界经济社会的绿色低碳转型发展。

王志轩，中电联专家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国家气候变化专家委员会委员

中国向UNFCCC秘书处提交的国家自主贡献文件里面的目标，一个是二氧化碳排放力争于2030年前达到峰值，努力争取2060年前实现中和，到2030年，中国单位GDP二氧化碳排放将比2005年下降65%以上，非化石能源占一次能源消费比重将达到25%左右，森林蓄积量将比2005年增加60亿立方米，风电太阳能发电装机容量将达到12亿千瓦以上。这是我们正式提交的国家自主贡献文件里面的目标，有很多文献里面谈到了很多目标，那些都是子目标。

关于“1➕N”政策体系主要是为了实现上述目标而提出的政策体系，简单的讲，“1”就是中国实现“碳达峰碳中和”的指导思想和顶层设计，“N”就是重点领域和行业的实施方案，它包括了能源的绿色转型行动，工业领域的碳达峰行动，交通运输绿色低碳行动，循环经济净碳行动等。

中国新的NDC承诺之后，在2021年5月，中共中央国务院正式成立了碳达峰碳中和领导小组，这个领导小组是统筹推进碳达峰碳中和的工作，审议有关政策文件。这个领导小组的成员由中央和国家机关的有关部门，领导小组办公室设在国家发改委。

顶层设计是两个文件，一个是中共中央国务院颁布的《关于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做好碳达峰碳中和工作的意见》，一个是国务院《2030年前碳达峰行动方案》，这是顶层设计。下面的“N”包括了能源、工业、交通运输、城乡建设、农业农村等重点领域的碳达峰实施方案，煤炭、石油、天然气、电力、钢铁、有色金属、化工、石化、建材等重点行业碳达峰实施方案，科技支撑、财政支持、绿色金融、绿色消费、生态碳汇、减污降碳、统计核算、标准计量、人才培养、干部培训等支撑保障，现在已经出台了20多项文件。“1➕N”政策体系中的要求，有些内容还要通过省一级行动方案，然后再落实到企业、公共机构、社会组织和全体公民。由于“1➕N”政策体系在出台过程中尽量与现行的法律法规体系、五年规划纲要、政府部门的相关的规章进行了相互协调，可以说“1➕N”政策体系较好融入到中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各个领域。

为了推进“1➕N”政策体系，有关部门专门编著了“碳达峰碳中和干部读本”，有10万多字，框架性介绍了中国推进“碳达峰碳中和”工作的目标、整体思路、工作原则、基本要求等和刚才讲到的各个领域的具体内容，这是一个公开的出版物，现在已经在全国发行。

关于“1➕N”政策体系里面“1”第一个中共中央和国务院的文件，主要有13个部分，主要写明了要达到什么样的目标，基本理念是什么，总的要求是什么，坚持什么样的原则，基本措施是什么，关键领域有哪些，在关键行业对外开放它的支撑体系和保障机制在这个文件里面全面的进行了部署。

基本的工作原则是20个字，全国统筹，节约优先，双轮驱动，内外畅通，防范风险。“双轮驱动”指的是政府和市场要两手发力，构建新型举国体制，强化科技和制度创新等，形成有效的激励和约束机制；“内外畅通”主要指的是立足国情，统筹国内国际能源资源，推广先进绿色低碳技术和经验等。“风险防范”主要是要处理好减污降碳和能源安全，产业链供应链粮食安全，群众生活的关系，要确保安全降碳。国务院的行动方案有十大任务，包括能源绿色低碳转型行动、节能降碳增效行动，工业领域碳达峰行动、城乡建设碳达峰行动、交通运输的绿色低碳行动，循环经济促进降碳行动、绿色低碳科技创新行动、碳汇能力巩固提升行动，绿色低碳全民行动以及各地区梯次有序碳达峰的行动。

中国现在建设煤电并不是为了让煤电来满足电力需求不足的问题，而是为了支撑可再生能源更好的发展，因为中国可调节的电源很少，如中国的气电只有6%左右，美国气电30%多，甚至更多。所以中国只有通过煤电来进行灵活性调节，煤电虽然装机容量在增加，但是它的利用小时在下降。

我们2005年-2021年16年间风电发电量的平均增长率45.6%，2011年-2021年10年间光伏发电量的平均增长率87.8%，火电的增长率6.85%，我们现在燃煤电厂的发电量比重由85%-80%，已经下降了60%。所以中国不是为了建设煤电来满足电力的需求，如果不建设一定的必要的煤电，可再生能源就不能大规模的建设，因为中国的能源结构和发达国家是不一样的。

大家好，刚才听了前面几位的发言，觉得还是很受启发。刚才王志轩先生已经介绍了中国制定的关于实施碳达峰、碳中和目标的政策体系，中国曾经制定过应对气候变化的国家方案，制定过国家应对气候变化规划，在2015年首次提出碳达峰的目标之后，也通过我们的五年规划来落实这样的目标，在我的记忆中这是我们第一次全面系统的提出在各个领域落实控制温室气体排放的行动方案和政策。目标提出来了，政策体系有了，下一步最重要的是我们如何落实这样的目标和政策体系。我想谈几点看法：

第一、需要政策的协调，中国在快速经济发展过程中追求的是多个目标，包括经济的、社会的，当然也包括环境和应对气候变化的。所以我们建立的碳达峰碳中和工作的领导小组应该发挥政策协调的作用，这是第一点。

第二、我们需要采取多方面的政策措施，要调动政府和企业的积极性。在调动地方政府积极性方面，中国过去实施了在控制温室气体排放方面的目标责任制，我想这个措施仍然是有效的。在调动企业参与方面，我想还是应该更多的发挥市场机制的作用，中国已经建立了全国碳排放权交易市场，第一个履约期应该说运行良好，未来的主要任务是我们要扩大它的覆盖范围，将更多的行业、企业包括进来。同时需要增加市场的交易产品和市场参与的主体，我想这是第二点，在发挥政府和企业双轮驱动作用方面。

第三、我们需要鼓励更多的尝试创新，我们现有的问题是由过去所执行的政策、制度、技术产生的，不能寄希望依靠原有的东西来解决已经出现的问题。我们需要不断的尝试创新，既包括制度创新，当然更包括技术革新。中国已经开展了多个方面的低碳试点，包括像低碳城市、低碳工业园区、低碳社区，今年生态环境部还有中国人民银行等部门联合开展气候投融资的试点，这是我们大家关注的一个内容。

我们希望能够在总结这些试点经验和成功做法的基础上，把它推广到全国。

最后讲一点，我们的方案已经有了，那么在落实过程中需要不断的来评估我们取得的进展，发现执行中的问题，适时作出调整，就讲这么多。

徐林，北京绿色金融协会理事长、中美绿色基金董事长、国家发改委原发展规划司司长、财金司司长

中国应对气候变化一个最主要的领域是要实现能源结构的调整，特别是实现绿能的替代，如果能实现这样一种替代，对中国来说不仅具有减碳的意义，其实对中国的能源安全也是非常有意义。如果我们能够在绿电的基础之上实现电气化电动化，中国可以大大降低对石油和天然气进口的依赖，这个对中国的能源安全是具有战略意义的，中国会坚定不移的推进下去。

未来实现大规模的绿电替代，在中国主要是通过光伏发电和风力发电来实现，在这两个领域我们认为光伏发电未来的潜力会更大，因为整个光伏产业链的技术进步，包括成本的下降，还有很大的空间。我相信在未来两到三年里，太阳能光伏发电的转换效率应该会由目前的25%左右进一步提高到27%左右的水平，十年内肯定会进一步提高到30%，可以大大降低光伏发电的成本。

中国在技术、生产和成本方面，都是有优势的。这意味着中国企业在绿电技术产品和服务出口方面，中国也是有优势的。很多中国企业对在美国的投资也非常有兴趣，比如宁德时代，他们对在美国投资建设最先进的电池工厂是有兴趣的。光伏领域一些企业也愿意到美国去投资。但由于中美目前的政治氛围不好，主要是美国对中国充满敌意，跨境贸易有障碍，投资也有障碍和风险，缺乏基本的制度保障。这使得很多中国企业在赴美投资进行跨国合作方面存在很大的风险担忧。

我们今天探讨中美在气候变化领域的合作，需要认真的去向两国的政府建议，应对气候变化这个领域产品、技术、服务的贸易和跨境投资，建立一个比较好的双边自由贸易和投资便利制度，推动中国和美国展开应对气候气候变化的深度合作。要不然两国各自做各自的事情，也都可以推进两国各自的减碳，没必要进行合作。但是我们作为全球第一和第二大经济体，我们需要通过进一步的合作来促进两国在气候变化领域的共同进步，同时也为世界应对气候变化做出贡献，这是一个大话题。

黄俊灵，中国长江三峡集团国际清洁能源研究室主任、清华-三峡气候与低碳中心副主任

非常荣幸参加今天这个会议，我是来自中国长江三峡集团的企业代表。我们是隶属于国务院国资委的一家能源央企，是中国最大的清洁能源集团。我们的可再生能源装机总量超过1亿千瓦，我们每年为国家提供超过3400亿度的绿色电力。

三峡集团2021年投资规模大概是1500亿人民币，2021年的新增投产装机大约2200万千瓦。三峡集团作为能源央企，我们的主责主业是服务服从国家战略。中国的能源板块如何转型关键是看中国的能源央企下一步如何发展，中国如何构建以新能源为主体的新型电力系统关键是看电力央企的下一步发展规划。

三峡集团高度关注中国“双碳”目标，深入研究了国家的 “1➕N”政策体系，特别是国资委的文件《关于推进中央企业高质量发展做好“碳达峰碳中和”工作的指导意见》。在国家“1➕N”政策体系的指导下，三峡集团启动编制了集团公司服务国家“双碳”目标的工作方案。三峡集团力争成为中国引领全球气候治理的一张闪亮名片。在国家提出“双碳”目标之后，三峡集团也采取了一些新的举措以助力中国气候目标的实现，比如进一步加快清洁能源的发展，大力推进新能源大基地、海上风电和抽水蓄能业务。同时，集团公司进一步加大科研投入，我们在国内建有三峡集团科学技术研究院，在欧洲建有三峡集团欧洲研发中心，积极推动中国的清洁能源技术升级。集团公司同时也与地方政府，比如上海和湖北等，建立了一系列的“央地合作”以推动区域的能源结构转型。

集团公司关注全球气候治理与欧美等国的能源绿色低碳转型路径与政策。在中国的“双碳”目标提出之后，三峡集团与清华大学共建了气候变化治理机制与绿色低碳转型战略联合研究中心，目标是为全球气候治理与中国绿色低碳转型建言献策。

集团公司曾经一度希望能够进入到美国市场。大概是2010年左右的时候，集团公司就有过尝试：一方面是尝试进入美国的清洁能源市场，另一方面是尝试与美国的研究机构开展能源与气候变化领域的研究合作。比如，三峡集团曾经跟哈佛大学共同开展过气候变化与能源转型的研究合作。遗憾的是，这两方面的尝试后来都因为各种原因而没能继续下去。三峡集团后来既没有进入到美国的清洁能源市场，也未能够与美国的科研机构共建能源与气候领域的联合研究中心。但是，集团公司对美国的兴趣依旧，所以今天的讨论会非常重要，谢谢。

让我用三峡集团的一个案例来回答美方的问题。三峡集团目前正在内蒙古推进一个新能源大基地的建设。该新能源大基地的装机规模超过1000万千瓦，该新能源大基地的风电、光伏与火电是统一进行规划的。在三峡集团建成新能源大基地之后，电网公司将会修建特高压输电通道将风光火打捆之后的电力从内蒙送到其他电力需求省份。新能源大基地中的火电项目主要作用是平衡该大基地中风光的波动性。

我是车车科技集团的创始人、CEO，我们是一家中国领先的保险科技公司。大力发展新能源车，是全球汽车行业实现碳减排并实现汽车行业转型的重要手段。目前，中国新能源汽车已进入高速发展阶段,新能源汽车保有量已超过1000万辆，约占全球一半左右。今年8月，中国新能源乘用车国内零售渗透率为28.3%，新能源汽车的产销量也是连续七年位居全球首位。新能源车已经成为中国最重要的传统燃油车的替代者，并积极助力“双碳”目标。

2021年12月，中国正式发布新能源车险专属条款，车车科技也在行业内最早推出了新能源车险解决方案，服务多家新能源车企，共建新能源车险新生态。目前，车车科技的新能源车险解决方案已服务比亚迪、理想、小鹏等多家新能源车企，助力“双碳”目标。

中美两国都是新能源汽车的强国，我们希望能够利用科技手段，助力新能源车替代传统燃油车，减少碳排放，改善全球气候，也非常期待双方能加强合作，将中美两国领先的保险科技用于服务新能源产业。

马骏，北京绿色金融协会会长、中国金融学会绿色金融专业委员会主任、北京绿色金融与可持续发展研究院院长

中国的绿色金融在过去的六七年发展的非常快，2021年我们出台了新版的绿色债券目录，在原来目录中剔除了清洁煤炭等一些高碳的项目。在信息披露方面央行也要求在环境气候信息这方面的信息要更进一步提升透明度，我们的证监会也提出了类似的ESG披露要求。去年我们的绿色信贷增加了33%，绿债发行量增加了170%，我相信今年的绿色信贷和绿债增长也会更快，所以绿色金融确实在推动绿色经济发展方面提供了重要的动力。
在绿色金融激励机制方面，最近有一个新的政策，就是中国央行出台的碳减排支持工具，这个工具用低成本资金支持清洁能源、工业领域的节能减排，还有碳捕获、封存等方面项目。这个工具的利率比市场利率低，只有1.75%。这相当于央行间接补贴了这些产业。

大家好，刚刚第一轮的时候双方的专家介绍了中国碳达峰、碳中和“1➕N”的政策，以及美方的专家提到有关通胀削减法案等等政策。两国政府的快速实施可再生能源这些政策，为企业的发展应该说奠定了很好的基础，我讲三个观点，

第一个观点，美方专家提到的通胀削减法案其实是美国历史上最大规模的一笔跟气候相关联的投资，计划在气候变化和能源安全领域投资也是比较大，3000多亿美元。其中重点涵盖了在清洁能源技术应用和制造领域的多项扶植政策。力度还是比较大。我们也看到了以光伏为例，在市场的需求端，法案对光伏的应用项目提供了长达10年30%左右的投资税的抵免政策。还有对产业链的其他环节都给予了支持，对光伏产业的未来技术也给予了很多重视。这些法案将为美国清洁能源行业应该说提供巨大的市场空间、需求空间和就业岗位。我们作为中国的在全球排名比较靠前的光伏制造企业，我们愿意与美国企业在清洁能源领域展开合作。按照市场化、商业化的原则实现优势互补，推动绿色低碳的发展。这是第一个观点。

第二个观点，中国的光伏产业已经形成了比较完备的技术研发和装备制造的产业链。光伏电池的转换效率已经多次刷新了世界的记录，光伏发电设备的技术水平和制造规模均居世界前列。为推动全球能源的发展变革，提供了有利的支撑。从2005年成立以来，晶澳科技和中国的其他同行企业一起，都是本着合作共赢的原则，积极探索国际产业合作，像晶澳科技与美国的企业保持着长期稳定友好的合作关系，已经形成了市场化的产业链分工格局。我们很多年就已经使用美国生产的原材料，在中国的本土和东南亚国家加工制造光伏产品，最后将优质的终端产品应用到美国、欧洲以及其他国家的光伏电站的项目中。

可以说中美两国的企业通过光伏产业链、供应链的合作，已经在实现自身发展的同时促进了世界经济的低碳绿色转型，我们也非常坚定的认为，维护全球光伏产业链供应、韧性和稳定性是推动绿色低碳转型的重要保障，符合中美两国及广大发展中国家的利益。

晶澳科技也会坚定不移的维护光伏产业链供应链的公共产品的属性，将以实际行动深化科技合作，让低碳高效的光伏产品更好的惠及各国人民。

最后一个观点，在维护全球光伏产业链稳定的同时，晶澳科技和中国其他的同行一起始终践行绿色低碳的生产，努力降低光伏组件产品的碳足迹，一方面我们在全球各个生产基地积极推进分布式光伏电站，努力实现使用绿色绿电生产绿色产品，在新建产能的过程中，我们优先选择能源结构优质的地区，比如在中国的云南省曲靖市，这里也被国际能源署评价为中国光伏产业产品碳足迹最低的生产地。

另一方面我们也不断的提升能源使用的效率，通过布局能源管理系统实现对用电、用能数据的常态化实施监控。截止到目前，晶澳科技的多款产品都被中国的国家部门评为绿色设计产品，也得到了国际绿色的低碳认证。截止到今年的6月份，我们企业面向全球将近135个国家和地区提供了绿色产品和服务，累计提供太阳能组件的出货量已经超过了100GW。光伏行业中同行，还有三到四家同行也超过了100GW，这些产品运到电站后，相当于我们每家企业每年减排二氧化碳达到了1.3亿吨，包括等一会还有发言的天合光能的董事长，他们企业跟我们也是差不多。晶澳科技愿意同美方企业一起，把握新一轮的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机遇，共同构筑安全、稳定、开放、包容、互利、共赢的全球光伏产业链、供应链体系，促进全球经济循环，助力世界经济增长，再一次感谢主办方和各位专家，谢谢大家。

非常荣幸参加这个研讨会，这是我第二次参加这个研讨会了，听了前面几位嘉宾的介绍确实很有感触，感觉无论是中美双方，无论是政府、学界还是企业，在绿色低碳发展领域都有合作的意愿，特别是通过企业合作来推动绿色低碳发展，无论是推动本国还是推动第三国绿色低碳发展。

推动社会经济绿色低碳发展有两个重要的动因，一个是绿色低碳技术创新和市场化推广应用，另外一个是绿色产品的贸易和使用，即绿色贸易，因为贸易把我们的生产端和消费端联合起来，把国内和国际联合起来，我们通过绿色贸易不仅可以改变我们的生产方式，还可以改变我们的生活方式，构建绿色低碳的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构建一个绿色贸易体系，对于推动贸易双方、第三国社会经济绿色低碳发展转型具有非常重要的作用。

我们也关注到，为实现控制温升1.5℃的目标，大家都在提出碳中和目标。为推动实现这个目标，有一个非常重要的政策工具，就是碳定价政策工具，碳关税是其中之一，也是最近比较热议的一个问题，无论是欧盟还是美国，都提出准备实施碳关税，虽然欧盟与美国的碳关税内容还有差异。

但是我个人觉得，碳关税正成为阻碍我们构建绿色贸易体系、推动绿色低碳技术推广和市场化应用、推动绿色产品贸易的重要壁垒。一方面碳关税涉嫌违反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同时也与WTO原则不相容。另外，可能夸大了碳关税对碳泄漏的控制作用，碳关税可能对控制碳泄露的作用很有限。第三，如果主要的贸易国家带头实施碳关税，可能会引起一系列国家推行碳关税政策，碳关税政策最后就会形成阻碍全球积极应对气候变化和推动社会经济绿色低碳发展转型的一个非常重要的碳壁垒，是我们开展绿色贸易的壁垒。

我非常高兴地看到中美双方都很希望通过合作来推动本国和第三国绿色低碳经济发展，我想中美可以合作起来，因为中美都是制造业大国，同时也是世界上最主要贸易国家，相互间也是贸易最大的国家。中美合作起来，在联合国气候变化公约框架下，在《巴黎协定》框架下，特别是在《巴黎协定》第六条新市场机制的框架下，构建一个有利于绿色低碳发展的一个碳定价机制，包括碳关税机制，构建一个新的绿色贸易秩序，推动第三国和本国的绿色低碳经济发展。谢谢主持人。

傅成玉，中石化原董事长、碳中和国际研究院创始人、北京国际能源俱乐部副主席

谢谢，我想跟大家分享一下我对中美合作的总体看法，如果从两个国家整体合作来说越来越难，但是不是不可以合作，我分别来说一下。

第一是越来越难。现在咱们讨论的都是从点到点，从一件事到一件事。但是两个国家间，美国表面上说把中国作为竞争对手，实际已经把中国视为敌人。所以美国对中国的限制、制约与打压是全方位的，是无底线的，是战略性的。美国最近出台的能源法案，通货膨胀法案等等，以及近年出台的法律、法案都体现了美国在技术、投资、贸易、人员交流等领域全面限制、打击中国企业。在国际上美国拉帮结伙孤立包围中国，在新疆、香港、及台海问题上不断制造事端想搞乱中国。美国近年来对中国持续无底线的限制和打压，已经导致两国的政治信任为零。在没有政治互信前提下，谈两国间的合作是非常困难的。但从民间角度看，双方企业界包括学术界既有合作的需求也有合作的潜力。我们可以通过这个平台，从民间合作入手，推动双方企业的合作。这对中国企业来说是不存在障碍的。

第一，中国政府一贯支持鼓励中国的企业和美国企业、欧洲企业、其他国家的企业，无论是在碳中和上还是其它专业领域的合作，

第二，在中国无论是应对气候变化、碳达峰碳中和，还是其它任何领域，中国的市场和潜力都非常大。不可能完全由中国企业来完成和实现这些重大目标。所以我们自身发展也需要外国企业来合作。中国政府、中国企业非常欢迎美欧和世界其他国家的企业到中国来发展来合作。

我想就发挥这个平台的作用，促进双方民间合作谈几点建议。

第一个建议，如果美方企业，（或欧洲企业，）进入中国有困难，我们这个平台可以帮助他们进入中国市场。从这个角度说，我们这个平台要多了解双方企业的需求，尽可能为他们的合作提供支持和服务。以此推动双方企业界合作，然后扩大到国家间合作。

第二个建议，这个平台上有清华大学和哥伦比亚大学，可不可以以两个大学为基础，每年出一个关于中美（也可以扩大到其他国家）碳减排的报告，供双方政府参考，也为企业碳减排起参考或指导作用。

第三个建议，双方学术界、企业界可以共同研究，建立一个对碳治理、碳盘查、碳排放的统计与核算方面的基本原则和标准，推荐给各自的国家主管部门，使我们在碳的治理上有共同的语言和原则标准。

第四个建议，双方开展在第三方的合作，在海外也要建立碳的统计监测和测量的标准，以及报告的标准。我特别同意中方代表发言中提到的在第三方开展绿色贸易。

斯蒂芬·欧伦斯先生在致辞中提到了美国和西方的关切，即由于中俄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导致了中国在俄乌战争中实质上是支持了俄罗斯，这会影响中美在碳中和以及能源上的合作。我想就此谈一点我个人的看法。

第一，中国和俄罗斯的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不是从俄乌战争开始的，双方的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已经持续多年。

第二，中国到今天为止始终不支持任何国家违背联合国宪章去侵占其他国家的领土，这是中国的原则立场。

第三，中国不赞成制裁俄罗斯不是支持俄罗斯占领乌克兰领土，而是认为，美国及西方国家的制裁手段不但不能制止战争，而且还会继续伤害乌克兰人民。我们不赞成美国和西方国家的思维方式，即把手段当目的去用，并且把手段做到了极致，最后丢了目的。什么意思呢？就是把制裁俄罗斯当作目的了。结果导致全球能源价格上涨，粮食价格上涨，全球通货膨胀。到目前为止，制裁的结果首先是使欧洲的通货膨胀急剧上升，经济快速下滑，人民生活负担徒然增加，逼迫欧洲的主要国家包括德国，又重新启用煤电，战争还在持续，乌克兰人民还在流血，制裁对对俄罗斯没有造成重大伤害。靠制裁不能制止战争，最终还要通过政治，外交手段解决。美国和西方国家要反思，不要把手段当目的，最终结果会适得其反。

      50年前，瑞典首都斯德哥尔摩迎来了前来参加联合国人类环境会议的中国代表团。这是中国自1971年恢复联合国合法席位后，第一次正式参加联合国主办的活动。然而这次会议的重大意义远不止于此，只不过当时各方都还没有意识到而已。
      那之后，中国迅速接受了尚在萌芽状态的环保理念，开启了长达半个世纪的可持续发展之路，这在当时是很难想象的。中国是一个后发国家，现在仍处于快速工业化进程之中，但在环境保护方面，中国不仅愿意学习外国先进经验，也愿意同国际社会合作，共同为所有环境难题寻找解决方案。
      事实证明，在吸收和学习国外先进经验方面，中国是如此的开放包容又富有创造力。它在1992年建立了一个专门的合作机构——中国环境与发展国际合作委员会（国合会）。成员几乎囊括了该领域所有相关课题的专家，其中中国专家和外国专家各占一半。上周，国合会迎来了成立30周年纪念日，这本身就是中国环保事业取得长足进步的见证。多年来，国合会多次见证的一个主题，就是中国在把绿色作为核心发展理念的同时，也能够在经济社会发展和扶贫方面不断取得进步。这表明社会、经济和环境的发展可以齐头并进。
      2050年是国际社会公认的一个重要里程碑年，因为国际科学界一致认为，为了防止最严重的气候灾难带来的影响，全球需要在2050年左右实现二氧化碳净零排放。在这之前，《巴黎协定》的签署国都需要制定各自的2050减碳战略。
      今天，已有132个国家承诺在2050年之前实现碳中和，还有许多国家也正在加入这一行列。在这一过渡阶段制定一套长期战略显得至关重要，因为只有通过确立更高的共同目标，再从这一目标进行倒推，人类才能在发展和保护自然资源之间找到必要的平衡。
      2049年适逢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100周年，也将是中国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即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收官之年。该目标中最重要的内容之一就是建设生态文明，这是中国率先倡导并写入国家宪法的理念。中国拥有强大的中央规划和执行能力，过去各个五年计划中制定的环境目标也都悉数完成，这种独特的经验和能力使中国能够实现发展与保护自然资源之间的必要平衡，也向世界证明了只有脚踏实地才能实现雄心壮志。
      尽管仍有着种种乱序和动荡，但21世纪无疑将作为“绿色世纪”被载入现代史册。这不仅因为上个世纪培育的环保意识已经开花结果，更是因为环境污染、气候变化、自然和生物多样性锐减这三大地球危机正在对人类的健康和福祉造成更严峻的威胁。近年来，肆虐全球的新冠疫情以及拖累全球合作的地缘政治紧张令形势更加糟糕。要实现深层次的脱碳目标，必须通过资源、知识和经验的共享，必须让更多的国家、城市和企业参与进来。
      中国已经展现了采取切实行动应对以上三大危机的意愿。基于过去50年积累的学习和实践经验，再加上其自主开创的直至本世纪中叶的绿色道路，中国一定会成为一个积极作为的贡献者。一个现实的例子就是，通过与欧盟和美国的合作，中国建立了世界上最大的碳排放交易系统，截至目前已覆盖占全国二氧化碳排放量40%以上的电力部门。
      根据最新一项科学研究，尽管近年来世界上许多地区的空气污染仍在增加，但自2013年以来，全球整体污染水平已经出现下降，这完全归功于中国的努力。如果没有中国自身空气污染水平的大幅下降，全球平均污染水平将会上升。去年《生物多样性公约》第十五次缔约方大会 (COP15) 在昆明举办，中国借此机会加强了全域生态治理，并提出了力争到2030年种植、保护和恢复700亿棵树的目标。
      随着中国在全球影响力的扩大，中国不断向世界提供绿色产品和服务，承担与自身相应的有区别的气候责任。2019年4月，“一带一路”绿色发展国际联盟成立，中国将借鉴国合会的成功合作模式，将中国经验分享给其他与中国有政策、设施、贸易、资金和民心相通的国家，支持和促进伙伴国家的经济发展和气候改善的共同进步。其中的一项突破性举措是，中国于2021年9月宣布不再新建境外煤电项目，并大力支持发展中国家绿色低碳能源发展。
      中国一直是全球可持续发展议程的积极参与者和贡献者，如今，已经是时候承担起全球绿色议程“引领者”的角色。中国拥有全球80%的太阳能光伏产能和70%的电池产能，毫无疑问，中国应成为全球绿色低碳能源发展的坚定推动者。
      在本世纪的第三个十年，世界采取什么样的气候行动，将决定我们是否能够实现将全球变暖控制在1.5摄氏度以内的目标，从而避免最坏的结果发生，而这需要中国发挥领头作用。中国做到这一点的重要途径，就是制定一个具有前瞻性、综合性的2035“美丽中国”目标，一方面将雄心勃勃的气候目标与经济社会发展目标相联系，同时还要与全球合作伙伴加强协调，在相同的时间框架内实现可比性的目标。

在现在中美关系的关键阶段和极端气候的特殊阶段，中美双方的专家和企业家举行这个对话非常有意义。

大家都感受到今年的高温干旱是前所未有的，中国第二大淡水湖鄱阳湖的水位缩小到今年上半年最高水位的1/5，美国的最大咸水湖犹他州的大盐湖缩小到最高水位的1/3。高温引起的人和动物的死亡报道频现媒体，大多数人都清楚，面向未来，今年的气候不是最差的，未来的极端气候还会更加严重，我们生活在一个共同的地球，在我们还没有迁移到火星以前，地球是我们唯一的共同家园。现在政治家和专家在努力对话，企业家在全力行动，今天的对话就如一缕清风让大家感受到适当舒适一些。

在1997年，受到《京都议定书》启发，我创建天合光能，2006年在美国上市，2020年在中国上市，25年来，我们以用太阳能造福全人类为使命，创建光伏科学技术国家重点实验室，25次创造光伏电池转化效率和组件输出功率的世界记录，申请全球专利累计超过2500多项。在我们和全行业同仁的努力下，过去二十年我们把光伏发电成本降到了原来的1/2，现在光伏发电成本降到了在全球大部分地区都低于火电，现在我们在中国青海光伏上网电价已经达到3美分，阿联酋的光伏发电已经达到1.3美分，美国的亚利桑那州光伏上网电价也降到了2.5美分，所以全球大部分国家都可以把大力发展光伏发电作为国家能源安全的重要举措，也是全球共同应对气候变化的解决方案。

我们在全力行动。我们的组件累计发货量已超过120GW，相当于五个三峡电站的装机量，预计累计可以减排二氧化碳1.6亿吨，我们也在努力与美国企业合作，举一个例子。我们与美国知名的投资基金TBD（音）在2020年6月签定970兆瓦光伏电站战略合作项目，我们的合作项目金额达到千亿美元。TBD（音）是一家全球领先的另类资产管理公司，合作项目主要分布在哥伦比亚、智利、墨西哥和西班牙等地。我们还在与其他的美国基金开展类似的合作。除此以外，我们在美国本土市场也有近百家的合作伙伴，累计给美国市场组件供货量达到13GW。我们也期望美国开放欢迎中国的光伏企业去美国投资和发展，当然，中国市场也会欢迎美国的光伏和投资企业来中国投资发展，让新能源尽早变成主体能源，共同推进碳中和和应对气候变化，让我们的子孙后代能够有一个更加美好的生存环境，谢谢大家，期待下次见面再聊。

王灿，清华大学环境学院教授、可持续发展研究院副院长、环境规划与管理系主任

中美合作支持第三方国家绿色发展有很强的互补性和显著的重要性。大家都同意，如果中美无法达成合作的话，全球很难在气候问题上取得实质性进展。反过来，如果中美能够达成合作的话，至少在第三方国家支持绿色发展合作，必然会有效应对气候变化，同时也可能更好的促进全球的经济发展。虽然我们都意识到，在政治上目前不是一个很好的时机来推进，但更需要有共识的民间合作做一些准备工作。为此，有几点建议。

首先是要加强学术交流和讨论，共同识别第三方的优先领域、项目类型、支持方式、合作方式、具体的程序与规范、促进合作支持所需要解决的障碍，例如消除贸易壁垒\关税壁垒等问题的解决方案等问题。这类学术交流活动可以通过亚洲开发银行这种多边银行的一些咨询服务项目来开展，从而建立有效的对话渠道，让双方的学术机构、企业务实交流，并逐步适时邀请政府部门的参与。

其次，在加强这方面中美学术交流探讨的同时，可以并行推进企业间在支持第三方国家绿色发展中的合作，这类合作既有产品与技术的投资性市场活动的合作，例如为第三方发展中国家的环境污染治理和碳减排双重任务提供减污降碳协同技术和服务；同时，也有通过企业为第三方国家提供服务和能力建设方面的合作，例如环境标准、清洁能源转型方案、循环经济实施方案的设计。

在学术交流和企业间合作的基础上，可以探讨政府间公共项目的合作。这些领域，美方有很好的海外国际合作经验，中国也有很好的国内推广实践经验，中美合作支持第三国家的绿色发展必将有着巨大的潜力和全球效益。

最后一点，也是最重要的，是通过切实的行动推进合作，而不是停留在纸面上。认识到了重要性却又看不到行动，我想这可能是最需要避免的。

马骏，北京绿色金融协会会长、中国金融学会绿色金融专业委员会主任、北京绿色金融与可持续发展研究院院长

中美可以在第三方市场合作，推动发展中国家的绿色化，尤其是这些国家的可再生能源项目。四年前，我担任主任的中国金融学会绿金委与伦敦金融城共同发起了一个合作机制，叫做“一带一路”绿色投资原则，现在有40多个国际大型机构签署，包括了中、英、欧的许多大型金融机构都已经参与，也有一些发展中国家的金融机构。在这个平台下，我们进行了一个内部讨论，就是关于一带一路国家可再生能源项目的投资，为什么还没达到想象的那种好的效果。各国银行说是在一带一路国家没有足够的“可投资的”（bankable）可再生能源项目。中国的银行也在抱怨说，虽然想投资可再生能源，但是没有很多合适的项目。我认为，中国、美国和其他有经验的国家可以在帮助发展中国国家开展可行性研究、技术评估、政策设计等方面提供能力建设，让这些技术和能力服务可以帮助到一带一路国家能够提供更多的可投资的项目。有了足够的可投资项目，中国、美国、欧洲的资金和技术才能参与进去。

马骏，北京绿色金融协会会长、中国金融学会绿色金融专业委员会主任、北京绿色金融与可持续发展研究院院长

谢谢萨拉在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相关披露的出台规则给我们做了分享，我现在跟大家讲一下美国、中国在相关领域的一些国际合作，尤其是G20可持续金融工作小组平台下的合作。之后我们再来讨论一下有关于披露方面的一些需要应对的问题。

2016年中国担任G20主席国期间，将绿色金融列为讨论的议题。从当年开始，我就代表中国担任了G20绿色金融研究组的联席主席。开始三年，我们和英国一起合作；后来，这个研究组升格为G20可持续金融工作组，我继续担任这个工作组的共同主席，与美国财政部合作。我估计这我们现在唯一剩下的中美之间的在绿色发展和气候领域的官方合作渠道。中美之间在G20可持续金融工作组中的合作是比较顺畅的，去年我们共同推动出台了《G20可持续金融路线图》，这个路线图对于可持续金融在接下来几年有非常强的指导意义。今年，我们共同推动编制了《G20转型金融框架》。我希望这份文件在G20巴厘岛峰会得到领导人批准后发布。

最近两年，20可持续金融工作组形成了几个非常重要的全球共识。一个提升可持续金融界定标准的可比性、兼容性和一致性。二是支持ISSB的建立。这个共识非常重要，因为如果没有G20背书的话，ISSB那可能就变成了只在G7范围的一个共识，影响力就会有限。三是要动员资本参与推动高碳活动向低碳转型。

再回来讲一下中国披露的问题，我们在2017年就开始进行研究，当时中国环保部已经对重点污染企业提出要求，要求它们披露所有各种各样污染物排放信息。在去年，中国的证监会也出台了针对上市公司的ESG披露要求，中国人民银行也要求金融机构披露环境信息，但这些要求还都是原则性的，以后需要具体化。未来的披露要求应该与TCFD的框架基本一致。当然，在实操层面，还有很多技术性问题需要我们讨论：

一个是碳计量，目前只有少数不多的公司知道如何去做碳计量，大多中型或者小型的企业不知道该如何着手，所以我们需要给他们指导和技术性支持。

第二个挑战是气候风险评估，刚才萨拉讲到转型风险的计量，NGFS给我们提供了样板，但这些模版可能不完全适用中国的情况。中国有更多类别的转型风险，假设情景也与国外不一样，我们要进行更多具体的研究。

第三个是企业和金融机构的净零承诺。未来公司和金融机构要披露其实现净零目标的承诺，以及落实这个承诺的计划。但是，GFANZ目的对大型金融机构净零承诺的指导性框架不完全适用于中国，因为中国的时间线是2060，而非2050。需要有适合中国情况的方法学方面的更多的研究和讨论。

我很快的讲一下中国碳市场的问题。在座的许多是碳市场方面的专家，但我是从金融的角度来看这个问题的。我们也非常期待金融机构能够加入碳市场，来增加碳市场的流动性，提升定价效率，并扩大中国碳市场的对外开放。

谢谢David 关于物理风险和转型风险的比较问题。我们认为，在中国转型风险要比物理风险大的多。几年前我做过一个研究，关于火电行业如果不转型，可能带来的金融风险。结论是，如果火电企业如果不转型，其不良贷款率可能达到20%。作为物理风险的案例，我们做过一些中国沿海地区面临台风而带来的按揭贷款违约率上上升的压力分析。我们发现，未来30多年内，由于气候变化导致台风强度和频率上升所带来的违约率上升幅度不到0.5%个百分点。

徐林，北京绿色金融协会理事长、中美绿色基金董事长、国家发改委原发展规划司司长、财金司司长

实际上中国现在对企业环境信息披露要求已经越来越严格了，所以在过去几年我们看到中国越来越多的企业都开始用ESG的标准在进行投资经营，而且也按ESG的标准在进行披露。但实际上对中国来说，大公司在做这些披露的时候问题不大，很多中小企业他们在做这样的披露时确实还存在一些问题。这个可能是中国未来需要去想办法解决的。有了“双碳”目标之后，中国的企业越来越多的关注到碳减排方面的披露，包括减排的计算，碳足迹的计算等等这样一些技术和标准问题。

最近我们中美绿色基金投的一些未上市公司，在项目选址的时候都已经考虑到未来碳减排对他们可能产生的影响。所以他们在选址的时候，都选择能更多获得清洁电力的地方，这样未来产品出口的时候，如果美国、欧洲进口实行碳关税制度的话，对他们来说将更加有利一些。所以，像这样一些环境和气候变化方面的新约束，对中国企业的投资和经营正在产生一些正面的推动。

对我们中美绿色基金来说，我们为了证明我们投的项目是绿色的，我们有自己的一个模型，来计算我们投的企业所采用的技术能产生多少主要污染物减排的效应，能产生多少二氧化碳减排效应。当然，这是我们内部的模型计算，我们并没有做对外的公开披露，但是我们要把这些计算作为文件保留在档案里，今后我们可以检查我们做的每一笔投资是不是真正做到了有绿色影响力。对中美两国而言，确实需要在披露的标准、主要要素、计算方法等方面进行合作。中美两国作为全球性大国，如果有一个双方可以接受的标准，最终对中美两国企业进行跨境合作，在资本市场进行投资，都是非常有好处的。

马险峰，北京绿色金融协会副会长、中诚信集团CEO、中国证监会中证金融研究院原副院长

非常高兴参加今天的会议！刚才两位演讲嘉宾介绍了美国和中国的相关气候信息披露情况，我也很高兴能够借此机会参与讨论，介绍一下中国上市公司ESG信息披露制度的有关情况。

在气候信息披露要求中，从全球来看，大家都是把气候信息放在ESG框架下来讨论。中国上市公司的可持续发展问题特别是气候信息披露问题，近年来一直受到重视。目前，中国已经逐步建立了强制性的ESG信息披露制度。自2008年以来，上海证券交易所就发布了《上市公司环境信息披露指引》，证监会也将环境事件列入上市公司重大事件披露的相关要求之中。过去几年来，特别是2016年、2017年、2021年，中国证监会分别三次修订了上市公司年报披露的格式和准则，要求将环境信息披露特别是环境战略、环境方面的投入以及碳排放信息等纳入年报的披露要求，并鼓励上市公司自愿披露为减少其碳排放所采取的措施和效果。

这几年来，中国上市公司中披露ESG相关信息的公司数量越来越多，披露范围也越来越大。从具体的披露数量来看，截止到2022年6月份，中国上市公披露司ESG相关报告的公司占比约31%，其中大型公司和银行业基本上百分之百披露ESG相关报告，规模比较小的上市公司和民营公司披露率相对会低一点。

中国上市公司ESG信息披露也面临一定的挑战。主要是碳排放披露还是薄弱环节，在这方面中国政府去年发布了《2030年前碳达峰行动方案》，已经明确提出要求上市公司和发债企业要披露碳排放信息。由此可见，从明年开始，碳排放相关信息的披露，包括碳排放范围一、范围二和范围三的相关信息的披露会越来越多。上市公司气候信息披露的连贯性、可靠性、可比较性以及明晰的数据，特别是在ESG报告中披露相关信息，是投资者评估上市公司面临气候变化的潜在风险，践行ESG投资的重要基础，对增强投资者信心，促进资本市场长期可持续发展将提供重要的保障。中美可以借鉴证券监管中关于审计监管合作协议的相关经验，进一步加强气候信息披露相关工作的交流与合作，在这方面可以增加共识，加强信息披露规则的不断完善，不断提高信息披露工作水平，加快建设规范透明开放、有活力有韧性的资本市场。谢谢大家！

谢谢主持人。前面听了专家的主题发言和介绍，很受启发。中国已经提出“碳达峰碳中和”的目标，特别是中国已经建成了全球覆盖排放规模最大的碳市场，而且未来将要建成覆盖包括电力、钢铁、水泥、石化、化工等一系列高排放行业重点排放企业的碳市场，我认为碳会计可能成为企业碳信息披露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手段。通过碳会计对碳资产进行合理确认和科学计量，不仅可以推动企业通过碳会计进行适当的碳排放信息披露，同时也有助于企业通过碳会计推动开展气候投融资。

中国财政部2019年出台了碳排放交易的碳会计准则，为了适应碳市场的发展，特别是适应做好“碳达峰碳中和”工作需求，碳会计准则还需要进一步完善。

首先是对碳资产属性的确认，是作为一种无形资产还是作为一种金融资产，这对碳金融发展具有重要意义，此外对碳交易收益的税收方式也是很重要的。

第二是碳资产的计量，现行碳会计准则只是对交易之后的配额计量为资产，但这种计量方式应根据碳排放预算管理、初始分配、有偿使用的要求进一步完善。

第三是亟待完善服务于碳会计和碳金融发展的碳排放统计制度，建立统一规范的碳排放统计核算制度来推动碳会计和碳金融的发展。

另外，中美双方可以探索以上市公司碳会计工作为切入点，推动碳排放信息披露方面的合作。谢谢主持人。

李玮，国家生态环境部工业污染源监控工程技术中心主任、罗克佳华科技集团董事长、北京绿色金融协会副会长

今天和大家分享一个比较有趣的话题，就是用技术保障碳数据的真实性。

在进行信息披露或ESG的时候，也就是碳交易和碳金融的核心，就是数据的来源和真实性。

每一个信息批露或者碳市场交易中，都在涉及碳数据的量化、真实性和完整性，是不是能够被采信。也就是说，碳市场、财务信息披露，基础都是要碳计量要准确，“尺子”要准。

佳华科技是一个信息化技术的上市公司，也是生态环境部工业污染源监控工程技术中心的技术支持单位。在碳监测和碳计量方面有核心技术，我们就是要把碳数据的真实性和准确性通过技术手段做到极致，我们推崇“技术改变世界”。

一方面通过大数据技术，多年来我们创建了一个生态环境双碳大数据库。2012年，我们承担了世界银行的项目，就是为国家发改委建立全国能耗监测系统进行顶层设计。从那时起，就把从1997年开始，全球和中国的涉及到温室气体和能源消耗的国民经济数据进行了整理和关联。以我国的数据为例，几十年的各省、市、县的统计年鉴中涉及能源和环境的数据，包括工业、农业、交通、建筑、人口等各类100多个维度的数据，我们都把这些数据进行标注和结构化，结构化就是数字化，都用标识体系进行细颗粒度的拆分，做了可以溯源和解析的关系知识图谱，便于查询比对和大数据分析。同时，将十多年来中国生态环境监测的历史数据和实时数据以及气象数据，进行云图化的展示和数字化的查询比对和分析。这个大的数据库，叫做生态环境双碳云图。这个数据库，可以为政府、企业、民众提供大的双碳数据查询和溯源服务，对企业披露的数据能很好的进行比对验证。

第二方面通过信息化系统，佳华科技和北京绿色交易所共同开发了绿色项目库和企业碳账户系统，这就是企业的碳的“电子账本”，就是“碳的电算化”，系统内嵌现行的各类国际和国家标准和计算方式，企业和减碳项目的运行数据，都能实时通过系统自动记录和计算碳排放量和减碳量。

生态环境部从2003年开始就要求每个排污企业都进行公开信息披露，目前对碳排放的企业也有要求，企业目前不是不愿意披露，是缺乏有效的技术手段和信息化系统进行统计分析，进行“电子记账”，所以我们通过采用信息化手段，帮助企业建立电子碳账户。

物联网就是自动监测，把能耗数据从企业的生产系统里采集上来，不用他人工去统计。同时采用区块链技术对这些数据进行自动存证，建立“电子台账”，保证数据的不可篡改和真实性。

这样，企业建立的碳账户，也就是碳的电算化账本，是清晰和准确的，数据也是真实可信的。

目前，国家正在做试点示范，以期向全国推广采纳，同时，为国际间碳数据的交互交流提供技术保障。

所以，技术推动世界，技术改变世界，用技术的手段可以实现对碳信息披露的真实性提供助力。谢谢。

谢谢马老师。今天很高兴有这个机会可以和大家交流，其实我们现在看到国际上有非常非常多主流的自愿信息披露的框架，比如刚才马骏老师也提到了人行2017年发的《金融机构环境信息披露指南》，其实这个《指南》也是以TCFD为基础开发的。美国证监会出台的气候信息披露征求意见稿，虽然它也是基于TCFD的基本框架，但是它是根据不同公司的承受能力为前提制定的一个循序渐进的方案，同时强调了在不同的气候情景下依托碳价进行财务影响评估的要求，这个对于中国从零到一这一步来说是一个比较值得借鉴的经验。

生态环境部在2022年初发布了《企业环境信息依法披露管理办法》的文件，这个文件和人行的文件都是希望在中国推动气候变化相关信息披露，但是它分别面向的对象是不一样的，一个面向金融机构，一个面向符合特定条件的企业，这就导致它无法形成非常有效的气候信息联动，金融机构可能无法非常好的理解和使用重点企业的气候信息，重点企业也无法理解金融机构对于气候变化数据的要求。所以我们将来的工作可能是慢慢把不同行业，或者不同方向的工作慢慢融合起来，尤其是比如人行现在在第一阶段并没有完整纳入范围三，对重点工业，即使重点排污企业，他也没有一个非常明确的说法。

中国碳市场现在是全球最大的碳市场，包含2000多家电力企业，中国碳市场信息是专门设立的网站进行披露的，就是全国排污许可证管理信息平台，在这个平台上大家可以看到所有的排污许可证信息，限期整改的信息，一些法律法规以及碳排放的信息。所以这个碳排放信息已经做到所有的碳排企业里面可以找到2019年到现在所有的三年排放数据和信息，我觉得这是非常好的开始，这也是中国碳市场可以给大家提供的解决方法。

当然，碳市场信息披露要求会非常非常严格，也具有统一的方法学、核算体系和指标，也有经过政府培训管理和监督核证的数据报送统计体系和队伍，我们觉得这个方面可以通过碳市场向我们中国面对的信息披露的挑战，比如现在没有数据的完整性、一致性、连续性、准确性的要求，也缺乏理论指导和统一的方法学，也缺乏对接等等这些问题，都可以提供一个比较好的解决方案。

碳定价是一个激励企业采取碳减排措施的有效手段，中国在碳税和碳市场两种碳定价机制中选择了优先发展碳市场，主要是基于碳市场有比较确定的减排效果，更适用于排放量比较大的企业，相对来说，对社会的影响面比较小，更容易被社会各方接受。

在碳市场建设过程中，中国采取了分步实施的做法。首先是在七个省市开展了碳排放权交易的试点，取得了经验之后，第二步是建立了覆盖全国发电行业的全国碳市场，我们也可以把它理解为行业性试点。第三步，在发电行业碳市场取得成功之后，进而将把它推广到全国其他行业，实际上几年前中国就已经确定了未来将有八个重点行业覆盖在全国碳市场范围之内。

中国碳市场建设过程中，除了我们自己试点之外，还借鉴了欧洲和美国在碳市场方面发展的经验，当然也有一些中国自己独特的地方。根据中国的情况，中国的排放量仍然还在增长过程中，中国采取了基于碳强度的基准值的方法来分配碳配额，也就是说，我们不是通过试图限制产能的方式来控制碳排放，这一点更容易被社会所接受。

从去年7月份全国碳市场正式启动上线运行，一年左右的时间，运行还是良好的，前面有的同事已经讲到了。覆盖了2162家发电企业，去年这一年碳价基本上维持在每吨40块钱到60块钱的水平，从全年趋势上看应该是有所上升，大约有一半左右的企业参与了碳排放权的交易活动，在履约期末履约率大概在99.5%左右，应该说总体上发挥了对于高效发电机组的激励和对于低效发电机组的约束这样的作用。我们也看到，中国碳市场发展呈现出一些在发展初期阶段的特点，表现在覆盖的行业、提供的产品和参与交易的主体比较单一，这种情况下市场的流动性还比较差。由于立法层级不高，现在只是根据生态环境部的管理办法在运行碳市场，所以对于企业的一些违规行为处罚的力度还不够，一些企业缺少碳排放数据的管理能力，还没有建立起有效的内部管理制度，我们的政府部门也存在一些管理执法人员缺少专业训练的情况。

未来这段时间，近期主要工作一个是要出台国务院《碳排放交易条例》，已经列入国务院今年的立法计划，要建立碳市场数据质量的日常监管机制，这样一项工作正在进行中，我们不能仅靠每年一次对企业碳排放核查，要建立常态化监管机制。要进一步压实企业的责任，特别是包括企业排放信息披露，包括对于企业违规行为的处罚。对于市场服务机构的监管主要是对承担核查服务的这些机构工作的质量进行评估，向全社会公布，接受社会的监督。

从长期来看，我想我们还需要研究回答一些问题。首先，碳市场在我们实现“碳达峰碳中和”过程中要发挥什么样的作用，我们需要有一个清晰的规划。中国碳市场在第一阶段覆盖发电行业取得成功以后，要扩展到其他的行业领域，需要满足什么样的条件才能启动这个扩大的进程。我们第一个履约期的碳价基本上是稳定的，但也有很多争议，有的认为现在碳价还不够高，我们现在平均在8美元左右的范围。所以有争议，我们需要不需要对市场的碳价进行干预，以什么样的形式干预，比如要不要确定一个底价，要不要设定高价高限值，这样一些需要讨论的问题。中国现在的碳排放配额是免费发放，以什么样的节奏来逐步提高有偿分配占的比例也有不同看法，因为有些人担心这样做会给企业增加过多的负担。

目前碳市场交易的主体主要是受控的排放企业，还没有投资者的参与，交易的产品主要是配额，这是现在市场交易不够活跃的一个原因，这种情况可能对于真实的反映我们的碳价是不利的，我们未来如何进一步丰富交易产品，引入更多的投资机构和个人，这一点也存在一些不同的看法。

我们今天的会议讨论涉及到中美合作，至少在两个方面可以探讨，首先是经验交流方面，我们在建立碳市场过程中借鉴了美国市场的一些经验，两个市场有共同之处，也有一些不同的地方，所以我想是可以相互交流的。

第二个方面，在国际碳市场领域，我们知道，在《巴黎协定》下，还在讨论有关第六条的具体规则，我想我们还有一些双方可以进一步合作讨论的空间。

还有一点，信息披露是非常重要的，它也是一种监督的渠道。在我们的管理制度中，对于全国碳市场上受控的这些企业，披露它的碳排放相关信息有强制性的要求，已经在执行。也就是说，第一个履约年度参加的2100多家企业都有义务要向市场披露信息。当然，我们现在看到的问题，有一些企业可能发布信息不够及时，有时候是限于企业的能力，但无论如何，是强制性的措施。实际上碳市场信息披露不仅仅是针对受控企业碳排放信息，还有其他信息，比如政府部门也将为这些企业碳排放核查提供服务的核查机构的工作质量相关信息提供给社会，让社会对这些机构进行监管。

谢谢马主任的报告，马主任把中国碳市场的进展给大家介绍了一下，特别是中国全国碳市场去年线上交易一年了，表现什么样的。他也谈了一些自己对中美两国在全球碳交易方面合作的一些想法。下面我们进入讨论环节。美方的同事，如果你要发言的话请举手，这样的话我就能看到你。现在中国方面有几个人在排队，我们先请中方的几个人发言。

谢谢志轩教授的发言，我们知道，中国全国碳市场交易现在只有一个行业，就是发电行业，我本人也参与了碳市场设计和启动准备的工作，我想告诉大家，王志轩先生和中电联为电力行业全国碳市场启动做出了重要贡献。

我想回应一下苏茜和马爱民先生的发言。根据我的观察，中国碳市场确实存在一些问题，第一个问题是立法，包括欧盟碳市场、加州碳市场的在内国际碳市场建设，都是立法先行，议会先通过相关法律，然后再建碳市场。中国不是这样的，中国是先建，边建边推动立法，这对碳市场建设有很大的挑战，好在现在国务院《碳市场管理条例》有望很快就要出台了。中国碳市场建设遇到的另外一个问题就是数据质量。

要解决数据质量问题，一是要建立健全相关法规，二是加强过程管理，三是利用大数据等先进的IT技术。

还有刚才苏茜提到了碳市场建设发展的长期规划问题，中国碳市场建设还要一个清晰的长期规划。但是据我了解，生态环境部正在部署相关的研究工作。

谢谢马主任的回应。中国除了建立强制性碳市场以外，中国也应尽快启动自愿碳市场。按照现在的覆盖范围和进入门槛，强制性碳市场最多大概覆盖8000家企业，自愿碳市场可以覆盖上千百万家企业，强制碳市场覆盖不到的企业可以通过自愿碳市场来实现减排责任。

我们还有5分钟，我想利用当主持人的特权谈一下个人的观点。

今天我们对话是中美在气候变化和碳金融方面的合作，前面乔纳森·潘兴谈到了中美合作为《巴黎协定》顺利达成所做的贡献。实际上在碳市场方面，中美合作也起到了重要作用，我本人从2012年开始就参加了北京市试点碳市场建设，2015年参加全国碳市场设计和建设，我国地方试点碳市场和全国碳市场建设都充分借鉴了加州碳市场建设的经验。刚才马主任提到了未来碳市场在全球怎么推广的问题，我觉得中美在这方面也应该有很好的合作机会。

王志轩，中电联专家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国家气候变化专家委员会委员

对于中国的碳市场建设，我认为我们取得了四个效果，刚才马主任已经讲到了一些具体数字，我就不讲了。

第三个，交易主体，我讲的主要是电力企业，普遍的都得到了培训，熟悉交易业务。

第四个，碳排放数据的质量在明显改善，因为过去在没有交易之前的数据质量和没有交易的数据质量还是有很大差距。

所以交易过程中我们不断发现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使得交易机制不断得到完善。当然，在开始时，我指的是全国碳市场不是指试点碳市场，推进过程中还存在其他的问题，但是我们在不断解决，不断推进。

第一个，碳交易这样一个制度它在中国的“1➕N”政策体系里面有了安排，而且提出了要与其他相关制度，比如说税收的制度和绿色金融等等制度之间的配套问题。

第二个，对于减碳的价值，或者我们可以叫碳价，使全民有了普遍共识，尤其政策制定者得到了共识，即减碳是需要成本的，而新能源有降碳的价值，逐步把相关碳减排制度与碳排放控制进行了挂钩。

第三个，推动了绿色能源和可认证的减排量之间的挂钩，现在正在研究他们之间怎么协调的问题。

第四个，对于促进绿色低碳政策的不断完善，包括财税、价格、金融、贸易等政策，现在都在考虑如何和碳市场之间的直接或者间接的衔接。

一是要进一步健全法律和法规体系，因为中国的碳市场，特别是全国碳市场，和美国和欧盟是不一样的，这个是有所区别的，积极推动出台碳排放权交易管理的相关法规，提升全国碳排放权交易市场的立法层级，要进一步明确我们国务院各个部门、重点排放企业、全国碳市场排放权交易机构及注册登记机构的职责分工，包括整个分配的方法。

最后，持续强化数据管理，稳步推进市场的扩容升级，这个扩容一方面是交易品种的扩容，另一方面是范围扩大。谢谢大家！

黄俊灵，中国长江三峡集团国际清洁能源研究室主任、清华-三峡气候与低碳中心副主任

非常感谢，我是来自中国长江三峡集团的企业代表。就中国的电力行业而言，电力央企是主力军。从全国发电总装机来看，五大发电集团加上三峡集团，这六家企业，大概覆盖了中国一半的发电资产。全国碳市场起步阶段纳入了中国的电力行业。所以我们能够想到，国务院国资委直属的这几家电力央企是全国碳市场最重要的参与者。各家电力央企对参与全国碳市场都高度重视，在集团层面建有碳排放核算以及碳资产交易的管理体系。我觉得还值得美方关注的是，国务院国资委近期成立了一个新的部门，社会责任局。国务院国资委社会责任局负责指导央企做好服务国家“双碳”目标的工作，包括指导各家央企做好自身碳排放核算以及参与碳交易，并向国务院国资委开展相关数据报送工作。

之前美方问到市场机制在“1➕N”政策体系中发挥有多大的作用，马爱民主任给了非常好的回复。各家电力央企在国家“双碳”目标提出之后，都相应的对自己下一步发展方向做了调整。三峡集团的清洁能源装机占比为96%，下一步会进一步地加快清洁能源的开发。对于五大发电集团而言，火电资产多，下一步的主要的发展方向也是清洁能源。

刚刚徐林总说了他们基金公司在投资项目的时候考虑这些项目有多少的碳减排量。三峡集团的投资决策体系也融入了碳减排贡献这个重要的参考指标。三峡集团在做重大项目的投资决策过程中，对国家碳减排的贡献成为了做投资决策的一个很重要决策因素。

碳市场在推动中国经济社会绿色低碳转型中能够发挥多少作用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课题。为了部分回答这个问题，我建议大家关注中国正在进行的电力体制改革。中国的电力体制改革将会还原电的商品属性，电网下一步会是核心的价格传导者，也会是一个重要的是碳市场价格的二传手。我们可以预见电力体制改革将会帮助碳价有效地传播到电力的消费端，从而进一步引导整个经济社会的绿色低碳发展。

此外，我还有一些建议和想法。我们现在很关心中国未来以新能源为主体的新型电力系统的发展方向，而美国也提出了将在2035年建成零碳电力系统。所以在经验交流上，中美两方可以共同探讨两个国家未来如何推动各国的电力系统绿色低碳转型，并就一些关键的体制机制、市场设计等问题开展联合研究。

刚才也提到了《巴黎协定》第六条，未来将会建立国际碳市场。对于能源央企而言，不管是五大发电集团还是三峡集团，我们都是跨国能源集团。以三峡集团为例，我们提出未来要打造“一带一路”清洁能源走廊的发展战略。我们有大量的海外投资，这些项目如何能够参与到国际碳市场也是我们能源央企关心的重要话题。我这面大概就说这么几句，谢谢。

碳交易作为一种市场化的节能减排手段，通过总量控制与交易，既让温室气体控排责任压实到企业，又为减少碳排放提供经济激励机制，降低了全社会减排成本，带动了绿色技术创新和产业投资，很好处理了经济发展与碳减排的关系，因而成为全球青睐的减排工具选择，并已在实践中发挥了重要作用。目前，全球运行的碳交易体系有30余个，覆盖了约17%的温室气体排放量、50%以上的GDP以及近1/3的人口规模。我国也把碳交易作为助力“双碳”战略实施的一项重大制度创新，从2011年开始启动碳交易试点，2021年7月全国统一碳市场先行从发电行业启动交易，一跃成为全球覆盖温室气体排放规模最大的碳市场。按照交易标的分，碳市场除了管控重点排放单位的强制配额市场，还有一个自愿减排市场，这为非重点排放单位释放减排潜力提供了激励机制，是推动碳市场深化发展、实现低成本减排的重要工具，对于优化能源结构、促进生态保护补偿、鼓励全社会共同参与减排具有积极意义。
      一、国际自愿减排市场概述
作为国际碳市场的重要组成部分，国际自愿减排市场交易标的是碳减排量，也叫碳信用，一般由温室气体减排项目产生，比如碳减排类的风电、光伏、能效提升项目和碳清除类的林业碳汇、CCUS项目等。碳信用是碳定价机制的重要补充，其不仅可以作为强制配额市场的抵销产品用于重点排放单位履约，还可以作为自愿减排市场的交易品种，帮助企业和个人抵消碳排放，实现碳中和。1997年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组织第三次缔约方会议奠定了全球最初的碳信用体系。会议通过的《京都议定书》建立了三种国际间减排交易机制，其中清洁发展机制（CDM）是全球自愿减排交易的缘起，一方面帮助强制配额市场的重点排放单位灵活履约，形成市场“柔性机制”；另一方面在CDM机制下发达国家通过向发展中国家投资或推广绿色产品设备获得减排项目产生的碳信用，发展中国家也因发达国家的投资或者技术而获益。
以清洁发展机制（CDM）为蓝本，自愿减排交易逐渐形成了独立第三方碳信用机制下的自愿减排量交易和国家、区域自愿减排量交易两种市场类型。前者，其项目减排和交易均基于自愿原则，减排机制一般由非政府组织管理，无法与强制配额市场关联，主要服务于企业和个人碳中和，目前有影响力的第三方减排机制包括核证碳标准（VCS）、黄金标准（GS）、美国碳注册（ACR）、气候行动储备（CAR）等。后者，其项目减排和交易也基于自愿原则，但减排机制通常由国家或区域政府管理，主要通过抵销机制服务于国家或区域强制配额市场主体的灵活履约，中国温室气体自愿减排交易机制就是这一类型的典型代表。
      二、中国自愿减排机制发展
中国温室气体自愿减排交易机制滥觞于2012年6月国家发展改革委发布的《温室气体自愿减排交易管理暂行办法》（以下简称《暂行办法》）。2015年1月，全国温室气体自愿减排注册登记系统上线，国家核证自愿减排量（China Certified Emission Reduction，CCER）在备案交易机构开始交易并服务于中国试点碳市场重点排放单位履约抵销。2017年3月，为进一步完善和规范温室气体自愿减排交易，落实中央“简政放权、放管结合、优化服务”的要求，国家发展改革委发布公告宣布启动对《暂行办法》的修订，暂停受理CCER方法学、项目、减排量、审定与核证机构和交易机构的备案申请工作并持续至今。
据统计，2012年至2017年间，共计开发的自愿减排项目达到2800余个，其中完成备案的项目约1000个，完成减排量签发的约200多个，累计签发减排量超过7000万吨。已签发的CCER主要来自可再生能源利用、林业碳汇、甲烷再利用等减排效果明显、生态环境效益突出的项目。基于中国试点碳市场持续稳定的CCER抵销政策和2021年全国碳市场第一个履约周期对CCER的巨大市场需求，截至2021年底，九个具备CCER交易资质的交易机构累计成交CCER约4.4亿吨。另外有数据显示，在已签发的CCER中，约6000万吨已被用于全国和试点碳市场的履约抵销，降低了重点排放单位履约成本，也给再生能源利用、林业碳汇、甲烷再利用等温室气体自愿减排项目业主带来约20亿元的经济激励。
CCER相关工作暂停后，虽然已备案CCER的交易并未停止，但市场缺乏增量，且随着履约抵销，CCER市场供应量逐步趋紧，而全国碳市场第一个履约周期结束后，市场短缺日益严重，2022年CCER市场价格高企就是明证。为满足全国碳市场及试点碳市场未来抵销需求，加速推进《暂行办法》修订以及早日建成全国统一的CCER交易市场已经成为中国碳市场下一步工作重点。
      三、北京助力中国自愿减排交易市场建设
未来的中国自愿减排交易市场如何规划，国务院和北京市相关文件已经给出了一定答案。国务院2021年11月印发《关于支持北京城市副中心高质量发展的意见》，明确提出“推动北京绿色交易所在承担全国自愿减排等碳交易中心功能的基础上，升级为面向全球的国家级绿色交易所”。在此之前，另外两份文件也对中国自愿减排交易市场未来发展有所提及，一是2020年8月30日国务院发布的北京自贸区方案，明确提出在北京“支持设立全国自愿减排等碳交易中心”；二是2021年3月10日北京市委市政府印发的《北京市关于构建现代环境治理体系的实施方案》，提出北京要“承建全国温室气体自愿减排管理和交易中心”。这三个文件一脉相承，明确了北京在全国自愿减排交易市场中的角色定位。
      目前，北京市已经积极开展相关工作，并由北京绿色交易所具体落实。现在北京绿色交易所已经完成《北京市承接全国温室气体自愿减排交易工作方案》，投入资金建设全国CCER市场重要基础设施——全国温室气体自愿减排注册登记系统和交易系统（以下简称“CCER两系统”）。目前CCER两系统开发已接近尾声，正在开展密集的系统测试工作。下一步，北京绿色交易所将全力配合主管部门做好系统功能完善、新旧系统数据迁移、制度建设、机构建设等工作，为中国自愿减排交易市场早日启动运行做好支撑。
     “加快推动温室气体自愿减排交易市场建设的各项工作，力争尽早启动符合中国国情、体现中国特色的温室气体自愿减排交易市场”，这是国家主管部门的最新表态。我们期待一个以北京为中心的全国温室气体自愿减排交易市场早日建成，并为中国“双碳”目标实现做出新时代的北京贡献。

李玮，国家生态环境部工业污染源监控工程技术中心主任、罗克佳华科技集团董事长、北京绿色金融协会副会长

今天的会议，我和张希良教授坐在一起，张教授是中国碳市场规则的设计者和专家。刚才中国最大的行业协会-中电联的前任理事长、首席专家王志轩教授也进行了发言，今天来宾都是业内大咖和专家，我能参加此次盛会很荣幸。

关于碳市场和碳定价合作，我继续分享碳数据质量的保障手段。

碳市场开市以来，目前的交易和履约情况是非常好。但是碳数据的质量问题是有待提高和逐步做好。

之前有人可能有误解，认为碳数据的质量主要是企业作假，不是的，我不认为碳市场数据质量是存在“失真”问题，失真的结果就是有好有坏，比如，我们周围很多发电企业，就是因为不会管理，不会计算，导致原始单据不全，被采用了最大值进行计算，本来碳排放量没有那么高，但是被采用惩罚性的高值计算，导致付出上千万元甚至上亿元的高额费用购买碳配额。

目前，佳华科技是生态环境部的技术支持公单位，给政府的数据校验、企业自动存证等方面，提供设计和技术方案提供。用物联网、区块链等方式自动采集和计算，包括人工智能的数据算法和数据真实性筛查，保证碳排放数据更精准。通过技术，来让企业自身更好的管理碳资产，提高碳管理水平，让碳市场的数据更加真实可信，积极和国际社会对接，为和全球领域碳市场合作，各个碳市场打通交互，提供最基础的数据真实性保证。

所以，采用高科技的手段，鼓励碳市场的交易主体建立碳的电算化，让企业更好的算、更好的管、更好的交易。我们把这个技术统称为数字碳表，就像我们日常的电表、水表、燃气表一样，准确计量碳排放数据，我们希望未来每个企业甚至每家每户都有一块“数字碳表”。

所以我再次强调，技术改变世界，高科技能确保碳数据更加真实可信，这是对碳市场和碳交易的全球化和国际合作发展最好的支持，谢谢。

梁希，广东南方碳捕集与封存中心秘书长、伦敦大学学院基建转型教授、北京绿色金融协会理事

谢谢主持人。碳定价是推动企业减排真正行动起来的关键因素，碳市场是碳定价重要的政策工具，我想中美都在碳市场建设有很多成功的经验和运行经验，我建议后续可以在几个方面加强合作。

一是可以在碳市场设计相关的研究，怎么提升碳市场促进减排的效率，扩大范围，包括配额分配，拍卖资金使用，惩罚机制和鼓励非二氧化碳温室气体减排等因素合作。

二是可以研究一下怎么建立区域碳市场合作，比如说广东省和加州碳市场建立更深入的合作。

三是可以研究一下怎么联合开发一些新的自愿减排项目方法学，比如大家都比较关注的碳捕集利用与封存技术。

四是怎么样鼓励企业制定中长期碳定价，明确中长期碳价格的信号，引导气候投融资活动和控制高排放项目的工作能够更好的开展。

马骏，北京绿色金融协会会长、中国金融学会绿色金融专业委员会主任、北京绿色金融与可持续发展研究院院长

我觉得联合声明比联合报告更适合。如果我们叫联合报告的话，可能指的是对于现在的这个情况进行一个比较深入的研究。如果说是报告的话，两场会议讨论是远远不够的。我觉得我们可以发布一页或者一页半的联合声明，说明双方有意进一步讨论的未来合作领域。我同意Jonathan的意见，即发布这个声明可能比提出具体的解决方案更重要。我们只是想要告诉世界，中美之间还是有团体、有专家希望就气候问题在进行讨论的。

我要代表本次会议的承办方北京绿色金融协会感谢各位嘉宾在过去两天的贡献。我觉得我们在这两天专家讨论了很多有意义的话题，覆盖的范围非常广，而且我看到双方在联合研究和合作方面其实有很强的意愿，可以帮助逾越现在美中的政治方面的一些困难。

总结一下，我认为以下几个领域我觉得是重要的、中美可以合作的领域。

一是中美利用多边机制共同促进气候变化的应对。我们刚才讲到了G20、ISSB等机制，就是中美之间可以合作的案例。我们可以利用这样的平台向各界去证明美国和中国在双边合作方面还是可行的。事实上，其他很多的国家也希望能够看到在在多边机制中中美发挥积极的、合作的和领导性的作用。

二是在第三方市场合作。在中国发起了 “一带一路”倡议，美国发起了重建更好的世界的倡议，我觉得这两个倡议中我们双方有一些相同的部分，包括在一些发展中国家为绿色项目提供融资。中美可以探讨在这个领域中的合作方式。

三是在碳市场和信息披露方面的合作。也许我们可以组织一个与披露相关的美中之间的知识分享，我可以让我们中国绿色金融委员会的专家来跟美国的专家一起就这些议题开始讨论，可以包括像碳计量和核算，气候风险评估方面。

我就讲到这里，再次感谢各位的贡献，也期待我们的联合声明。

杜祥琬，中国工程院院士、中国工程院原副院长、国家能源咨询专家委员会副主任、国家气候变化专家委员会顾问

我首先对2022年第二届中美气候金融二轨对话的中国和美国的专家们表示我的敬意，你们为全球应对气候变化，为促进中美合作，做出了自己的努力，这一点非常重要。我想力量再大的大力士也无法把中美两国从一个星球上分开，太平洋西岸和东岸，中美两国隔洋相望，共享一个大气，大家要共同努力应对气候变化。2015年我作为中国代表团的科学顾问，曾经参加了巴黎会议，我也见证了中美的合作是何等重要，正是由于中美合作和其他各国的合作才达成了《巴黎协定》，这个《巴黎协定》的达成可以说是人类理智的一个胜利。

马上要召开COP27了，我也相信，我也希望你们的报告能够起这样的作用，在COP27上中美有更好的合作，能够进一步推动全球应对气候变化的行动，谢谢。

我连续参加了两届对话会，我同意David的发言，觉得非常有必要把会议材料整理一下，搞一个会议总结报告还是有必要的，。过去我们和哈佛大学办过能源和气候变化政策交流会，后面的会议报告形式我们可以参考，报告不要太长，关键是把会议讨论的要点和每个发言人发言的要点总结好。
我补充一点，会后发布一个联合宣言似乎不太可行，但出一个会以总结报告是完全可行的。